漫谈名字与思想潮流
姓名学渊源于我国古代诸多先贤的哲学思想，是我国的国粹。孔子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苏东坡说：“世间唯名实不可欺”。严复说：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躅”。诸先贤都道出了姓名对人的重要性。在古时，许多学者虽对姓名作过研究，可惜只是解其字义而未加以发展，更没有与《易经》结合起来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。
一、或显或隐的思想痕迹
很多人名是思想潮流底下的产物，清末革命党人愤受满族的统治，志切复国，受民族革命思潮的激发，既投入革命队伍，纷纷更立民字，如章太炎、赵炎午、蔡孑民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于右任、戴天仇等，这些名字，都表现其高举鲜明的思想旗帜。按章氏名绛，字太炎，便用清初抗满志士顾炎武的名字（顾氏原名绛），以表示景仰，起而继承其未完的志业。赵恒惕字炎午，也富这种意义。蔡氏本来是得到清室名位的太史公，名元培，字鹤卿，思想转便后，也改字 孑民，表示为炎黄的孑遗之民，绝不为异族名位所笼络麻醉。胡氏原名衍鸿，改名汉民，表示为堂堂大汉之民，誓不与异族两立。汪氏原名兆铭，改名精卫，欲效精卫的衔石填海，甘愿“引刀成一快”，为革命而牺牲。于氏原名伯循，以右任字行。也说明他耻受左衽夷化的侮辱，以恢复中华衣冠为己任。戴氏少年激烈，恨清廷入骨，表示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故命名为戴天仇。这些人后来的或好或坏，或成或败，是另外一件事。而当时的行动与思想是一致的，这些名字都是革命思潮的产物。
再举另一面的例证，同在清末，严复以桐城派古文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，很易为一般旧知识分子所接受，风行一时，当时思想超新的读书人多侈谈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，青年如陈炯明字竞存，秋墐字竞雄，胡适字适之，李天择，张竞生…这些知名人物的命名命字，都说明他们是受过《天演论》思潮的洗礼的，时间推后一点，今人林适存，应属民国诞生的了，仍以“适存”为名，可见余波未已。
新文化运动中，左翼前期作家蒋光赤，无***主义作家巴金，实验主义教育家陶行知，唯美作家邵洵美，这些名字也各有受思潮冲激的痕迹，光赤、洵美，都可望文知义。巴金原名李芾甘，取无***主义思想家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首尾两音译为其思想标帜。陶氏原名知行，少年时崇拜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，故名知行；留美后，受业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之门，由王学转入实验主义，认为凡事非知而后行，乃行而后知，因改名行知。
以上谈的是近数十年思想潮流中比较显明的特例。其实，每一名字都有内容的意义，也即每一名字都有其思想表现，我们通常把思想表现分析为三个方面，即科学的（知），文学的（情），哲学的（意），这三个方面，历代都有先知者出，每种先知的思想，不论其属于上帝的意旨抑为魔鬼的诱惑，都必会赢得人们的信仰或反对。因之好像潮流般激成起伏的波澜，或大或小，或一现浪花即逝，或澎湃鼓荡不停。名字是现实的反映，也很自然地为思潮所濺 湿。比如没有阴阳家，则名字决不有取义于干支五行；没有儒家，则名字也决不会有取义于五经四书；没有道家释家，则名字也找不到仙佛方外的影相；没有孔子的诗教与屈平的楚骚，则名字也没有温柔敦厚，芳草美人。以此类推，历代形形色色、多彩多姿的思想都深印在历代的名字中，其成为时代思想主流，信仰的人多，影响的力量大，深印在名字中的也特别多。像汉后儒家思想独尊，支配了中国社会一千年，中国名字取义于儒家思想的自然多。
思想潮流刻划在名字上的痕迹，有隐晦，有显明。大凡潮流不论新旧，只一味因袭承受的比较隐晦，具有变革发扬姿态的便显明。像清末的民族革命潮流，天演论潮流，民国以来，新文化运动的各种新潮流，都是具有变革状态的，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名字，潮流的痕迹至显至明；滔滔的名字因袭三千年的旧思想，只在各种旧思想的浸润中，只静静地承受的，当然比较隐晦了。
二、仙佛圣贤，一锅共煮
中国文化的很少排他性，极富吸受性，也可从名字上表现无余。很多士大夫的命名命字命号，往往名字是取义于儒家的，号则向往于道家释家，从名与字看，是表现其玉堂金马的簪缨门第的，从号看则忽为清虚道人，忽为色空和尚，仙佛圣贤，一锅共煮，我们是只见其谐和而不觉其抵触的。故自诸子争鸣到儒家独尊，到与印度思想混血，与百家思想杂揉，一直都是各种思想共存着，进而混合着。所以，信佛的***家大可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；信道的***家也大可用法家的严酷来达致道家的无为；很多儒家的良相如诸葛亮、王安石、张居正，都是以儒家的精神、法家的手段双管齐下而搞出一番事业的。欧风东渐，在清末民初，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之说又甚嚣尘上。这种趋势，暂不批评其得失，用来说明中国文化的很少排他性，极富吸受性，是最恰当的。因为有这些特别的因素，中国人名也取义多方，不仅在整个社会中取义多方的名字共存荣；在一个人的若干名字中也取义多方而相行不悖。也因为这样，好多名字虽都给思潮的浪花濺湿，而水点斑驳，难觅潮流的痕迹了。
